一朝天子一朝臣。柳公权进入大唐的宫禁之中，却侍奉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赘宗七朝天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遍阅史书，有柳公权之境遇者，唯其一人。能有这样冠绝历史的境遇，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他的一笔好字，绝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出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的柳公权，自幼聪明好学，十二岁即能吟诗作赋，然而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书法。
    有一个他幼时学书的小故事说，天资很好的柳公权，从小就已写得一手好字。一旧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有个卖豆腐的老者见了，驻足观看，说他的字软塌塌的，有形无骨，跟挑子上的豆腐差不多，算不上好字。柳公权不服气，老者告诉他，在长安城里，有一个无臂老人，用脚写字，却也广受大家热爱，纷纷解囊求购，那字写的才算精彩。柳公权次日天明，就迫不及待地去长安城找那位用脚写字的无臂老人，还真的让他找到了。他发现老人右脚持笔，挥毫疾书，四周站满了观看的人，大家的目光随着无臂老人的毛笔的游走，连声赞叹。站在人群里的柳公权，逮着个机会，跪在老人面前，要拜师。老人推辞不过，告诉柳公权:“我没
有手臂，不方便做人老师。不过，你真心向学，我可以送你儿句话”。老人用脚写了首五言诗。诗曰: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
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也不知柳公权后来是否真的“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但他一定深刻领悟了无臂老人的教诲，自此认真练习书法，终于成就了他一代书法大师的历史地位。
    史书记述得很清楚，柳公权所以入仕，他的一笔好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柳公权不仅书法好，道德人望也是一流的。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唐穆宗，算不得一个有建树的皇帝，甚至还怠于朝政。对此，柳公权是有看法的。一日，穆宗召他晋见，论起书法来，穆宗问柳公权，“笔何尽善?”柳公权略作思索，即对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了，心中大为不快，知是柳公权借用书法向他进谏，他不好发作，但日后每每忆及，觉得柳公权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对他就更信任了。笔谏皇帝，书谕政事，柳公权的敢于直言和婉转
进谏足可以让后人感动。
    唐敬宗李湛登基了，他是穆宗李恒的儿子。老子缺乏雄才大略，儿子更是目光短浅，且又生性多疑，好听赞颂之词。一日，他与众学士大臣谈及汉文帝，大家齐声赞美文帝的节俭美德，敬宗听得高兴，举起他的袍袖说，“联这件衣服已被洗过三次了!”学士大臣们，一个个都跟着敬宗的话题，赞美他的节俭，唯柳公权一言不发。敬宗问其缘由，柳公权回答，“主宰天下的君主应该进用贤良，斥退不肖，赏罚分明，能听进各种不同意见。陛下穿件洗过的衣服，同治国安邦的大功德比，只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啊!”柳公权此言把在场的学士大臣都吓得发抖，而他自己却脸不变色心不剐瓦
    正因如此各朝各代多有仁人君子，著文称撇大家评论柳公权的书法，都是从他的人品出发的。譬如清人刘熙载，在他的《艺概》里明确提出，“故书也者，心学也。”他的这一观点肯定受了柳公权，’，自正则笔正”之说的影响。当然，进一步追溯，还可以远及汉代的扬雄，他在《清言·问神》篇里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所论，“书”是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相通的，君子可以从“书”这一，’，自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到了三国，钟爵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到了柳公权这里，他一句“心正则笔正”的话，把这一历史的命题，与人格和伦理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难怪到了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来写诗赞颂柳公权，说他“何当火急传家法，欲
见诚悬笔谏晾”他并著文深加阐述，“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唯吁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可知矣。”苏东坡的论说，几乎是现世现报的，与他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权奸蔡京，也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起初为人称道的宋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的“蔡”，据说指的就是他，可他的人品太坏，心性太黑，后来被人排除出去，换上了一个书法技
巧可能不如他的蔡襄，顶了四大家中的那一个“蔡”氏。
    一个人不论怎么活自己，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果你的品质卑劣，便休想获得大家的认可，哪怕你的字写得多美好，也只能为人所唾弃，及至骂你伪善奸恶。

    不仅如此，后人还不断领悟和阐发这一书法理念。比如明代的项穆，就曾在他的《书法雅正·心相》一书中，从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观点展开，组成“正心—正笔—正书”这样一个书学路线图，强调“正心”应当首先“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这样的书法才能出新意，出妙意，出奇意。项穆还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学”一脉寻找证据，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如宋季陆九渊，明季王守仁，都把，’，心学”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倡导“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这也就是说，练习书法的道路，既是培养，’，心学”的里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达致“正笔”与“正书”的境界。
    以上是从“人品”说论及柳公权的“笔正则心正”的观点。
    此外，从书法艺术本身出发，论说柳公权“笔正则心正”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譬如清人梁同书，在《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中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对梁同书的这一见解，在他之前，也已有人在说，如宋代姜夔，在他的《续书谱·用笔》一节，就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此外还有梁同书之后的周星莲，也在他的(((n池管
见》一文中表示，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所说无非是书法用笔之道，“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还在文中进一步强调，“古人谓心正则气正，天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
    这些从技法上生发出来的观点，与“人品”说的观点相映照，对于解读柳公权，+,}L}正则笔正”的理念，对全方位、多角度领悟柳公权书法，是不无裨益的。
    柳公权终其一生，“侍书”于皇室，能有这样的情操，实属不易。尽管如此他也绝不偏溺此一端，苦心孤诣，研习他学，使他终至“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这是《新唐书》对柳公权的评价，并言及他在修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又不
废《庄子》之术，而且深得精微。从儒、佛、道的义理出发，综合三者的优秀成分，认真汲取，以养心灵。为此，柳公权创作了许多书法作品，像著名的《金刚经》，他就多次书写过，如今在敦煌遗珍中，还能看到原初的拓本，而在前人著录中，似还要多一些。此外还有《清静经》、《度人经》，以及《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等，而最著名者还数后人简称的《玄秘塔铭》，那几乎就是柳公权书法作品的经典了。
    在柳公权时代之前，可谓名家林立，超越前人，自成一种新的书体，该是难上加难的。但他迎难而上，积其数十年孜孜不倦的磨炼和追索，熔铸百家之长，终于创造出独具新理念的“柳体”书法，在唐之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至此洲门不得不请出另一位书品和人品俱佳的人物来他就是书风冠绝古今的颜真卿，因为人们通常要说书法的境界，是少不了把他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所谓“颜筋柳骨飞    前人对此己有不可辩驳的定论，认为书法无“筋”则没有精神，无“骨”则没有力量。晋时的卫夫人，就在《笔阵图》中说，“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她这一说，为书法的优劣定下了一个调子，此后书学史上，凡论书者，莫不依此为圭桌，及言

“点如坠石”的效果，也就是说，一个点即需凝聚自身的全部力量来完成，而且不能剑拔弩张，要既有力气，又有秀气，是为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达，这就是“骨”感了。
    当今所谓时尚美女的，是从“骨感”中透出一种媚态来，而书法上的“骨感”则是表达·种力量。
    美学家宗白华就说，书法作品的“,,},>,，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的力量。
    力量在此，就有了一个特定的指向。那么书法中的“筋”呢?比起“，骨”来，意义就多了一些，或指向笔锋，或指向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贯通有势。所谓“颜筋柳骨”，是比较两位大家的艺术特点，并非说颜真卿的书法有筋无骨，也不是说柳公权的书法有骨无筋，而是说他们二人之间，颜书筋脉重一些，但同时也有骨感，而柳书骨气重一些，但同时也有筋脉。

 前面提到柳公权的书法作品《玄秘塔铭》是他的经典作品。此外，还有一幅《神策军碑》，其笔势之开阔雄浑，他自己亦称之为“生平第一妙迹，’
    ((}申策军碑》是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的碑刻。立于唐会昌三年(843年)。这时的柳公权已66岁，他的柳体书风已日渐成熟，仿佛丽日当空，为他生平的鼎盛时期。这时的柳公权，一字百金，也不一定能够求到。((I日唐书》有证，“当时公卿大臣碑版，不得公权书者，人以为不孝。”纵是“外夷进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所以要在禁军中立一通碑，皇帝不选柳公权书丹还会选谁呢?
    自唐德宗以后，执掌禁军(即所谓神策军)的头领，一直为宦官所把持。唐文宗受不了宦官的挟持，密谋了一场“甘露之变”，结果不仅没能镇压宦官势力，还使自己被宦官软禁了起来。自此，宫廷里的朝官和内府的宦官，水火不容，剑拔弩张，形成两个激烈冲突的集团。文宗段，武宗立，他思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修复与宦官势力的关系，经过多次的沟通协商，武宗李炎斗胆巡视了左神策军。当时把持权力的阉宦仇士良，很会见风使舵，跟着武宗巡视了左神策军后，献媚请求建立颂德碑。
    这个面子，武宗李炎给了。
    《神策军碑》因此而立。由翰林大学士崔铱撰文，集贤院大学士柳公权书丹的(((fi申策军碑》，纪事很多，虽然多有赞美神策军的文字，但其中记载如回鹊汗国的灭亡等事，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当然，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忽视，从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孤本《神策军碑》拓本来看，通篇文字，无一不保持着柳公权书风左紧右舒的格局，结体平稳匀整，是为“颜筋柳骨”的兼备之作。其用笔方圆兼施，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开阔，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又见壮阔的艺术特点。诚如岑宗旦的《书评》所说，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
    《神策军碑》原石因为立在唐王朝的禁内，民间难有人入内摹拓。倒是唐室后继皇帝，都极喜爱《神策军碑》，依例延请_L匠拓来，颁赠有功的臣僚，然而数量有限，流传甚少。唐末战乱，也不知是哪路^造**大军，竟稀里糊涂地毁了((t申策军碑》，使后人无法再见其神韵。幸好还有拓本传世，而且流传得非常不易。北宋时的赵明诚，在他的《金石录》里，就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应该是他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艰苦所得的收藏品了，无奈“靖康”之

变，让在逃亡路上的他们，连生命都不能保，何况两册随身携带的碑拓纸墨，非为炽烈的战火焚毁，即为权势显赫之族所得，竟然不见了踪迹。现藏国家国书馆的拓本，从流传次序上看，虽与赵明诚、李清照所珍爱的碑拓有相似之处，却绝不是同一件东西。这一件最初收藏在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府上，他事发遭遇抄家，从而归于南宋皇帝所藏。元朝灭宋，复归翰林国史院，铃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体朱文印章。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一度散失民间的((神策军碑》拓本，为人所献，再入内库收藏，拓本末尾的一方“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的泥金小字，清晰无误地记录了这一时刻，无奈朱元璋不知《神策军碑》拓本的价值，轻易地
把它赐予晋王朱钢，故首尾又多了“晋府书画之印”和“晋府图书”两枚印迹。
    成为孤本的《神策军碑》拓本，到了明末，归了大收藏家孙承泽收藏，此后又历经清代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棋等人递藏，直到民国年间，辗转到了著名藏书家陈澄中的府上。1949年，陈澄中定居香港，因为家中生活之需，他几次意欲出售家中部分藏书，《神策军碑》拓本亦在其中。日本人获得消息后，出巨资希望获得，到最后，都为陈澄中心头难舍而作罢。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积极运作，历时10多个年头，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成功购回了陈澄中的那批珍贵古籍，孤悬海外的《神策军碑》拓本，这才踏上归途，成了国家图书馆不可多得的一件镇馆之宝。
    不好统计，柳公权一生写了多少碑记?同样不好统计，柳公权写碑记“一字百金”，他一生又收了多少润笔费?可他好像并不爱钱，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瞅准了他的这一特点，盗取了他许多器物钱财，有人发现了，告到他的面前，他也仅只淡淡地说了两个不法分子几句，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举动。
    不知这可是长期伴随唐朝皇帝身边给他养成的习惯?对什么事都见惯不怪，看得很开了?总之柳公权的一生是太顺了，除了少许的时间外放任职，基本_t_不离皇帝左右，总在京城，总在宫中，不断地为皇家、为臣僚、为亲朋书碑，这让他仿佛是一只养在禁宫中的大熊猫，愈是年老，愈是憨态可掬，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对他产生影响，让他的生命缺少了一点气度和视野。仔细体味他的书法作品，想来不难看出这点弊端瓶.